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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淮海战役中敌我双方上层决策差异——林莉


【信息时间: 2013/10/16   阅读次数:【我要打印】【关闭】

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,是三大战役中兵力少于敌人而歼敌最多的一次战略性决战。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空前未有的,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“奇迹”。本文试从比较双方决策、指挥上的差异入手,来分析导致双方胜败的原因。

    一、我军决策果断,临机处置;蒋介石独断专行,朝令夕改
在战役期间,中央军委、毛泽东主席为指导战役的顺利进行,曾几次赋予战场指挥员“机断专行、临机处置、不要事事请示”的权利。而在战役重要环节,总前委及各纵首长也及时果断决策、坚定指挥,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。
    淮海战役第一阶段,我军按照预定计划,做好了11月8日前攻打新安镇的准备,就在我军全线展开、等待攻击命令的时候,华野九纵侦察营探知黄百韬兵团已开始西撤,立即上报,由于华野首长有临机处置各种情况的权利,追击命令很快便下达到部队。我军昼夜兼程,至11日,将黄百韬兵团包围在碾庄圩地区。
    第一阶段结束以后,军委曾设想下一步主要作战方向是歼灭北线的邱清泉、李弥两兵团。而总前委刘、陈、邓首长根据战况分析,电呈军委阐述理由,建议“歼击黄维为上策”。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军委的同意,并电示:“(一)完全同意先打黄维,......(三)情况紧急时机,一切由刘、陈、邓临机处置,不要请示。”在战役中,中央军委在重大决策上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将领的建议,这就使我军的作战计划更加符合战场实际,争取了战机。这是淮海战役我军取得最后全胜的十分重要的因素。
    战役第二阶段,黄维兵团突破涡河后,刘、陈、邓首长又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胆略“临机处置”,主动放弃南坪集,在浍河以北设置了一个囊性阵地,诱敌深入,尔后扎紧口袋。敌人以为我军是被迫撤退,强渡浍河,如入无人之境,待觉察到事情不妙,急令后撤时,我军快速出击,将其压缩在双堆集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。
    121日,当华野首长得知徐州杜聿明集团弃城南逃,在来不及请示的情况下,果断命令部队实施追击,为合围杜聿明集团于陈官庄地区赢得了时间。
    在战役中,我军指挥员临机处置,坚定指挥,对于我军捕捉战机,赢得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    在国民党军方面,最高决策权集中在蒋介石手中。蒋介石独断专行,决策变更频繁,反复无常,朝令夕改。
    1948年9月底杜聿明拟定了一份“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”,这一计划尚未实施,蒋介石又制定了“徐蚌会战计划”,但到了11月5日晚由于错误判断我军的作战意图,于是再次改变了作战命令。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,就先后几次变更了作战计划。
    黄百韬兵团被奸后,蒋介石曾决策南北对进,打通津浦线徐蚌段,然而各部均遭到我军的坚决阻击。于是蒋介石又决定放弃徐州。当黄维兵团被围时,杜聿明集团尚有邱、李、孙三个兵团猬集徐州,不易分割,而且徐州附近的预设工事、粮弹储备等都尚可使其据守苟延。所以杜聿明当时也向蒋提出,如果放弃徐州,就不能恋战;如果要打,就不能放弃徐州。蒋即表示同意撤出不打。而就在杜聿明集团撤出徐州正向永城进发时,蒋又改变命令,空投一封亲笔信,令其停止前进,转向濉溪口方向去解黄维之围。杜聿明明明对蒋的命令感到绝望,甚至想到“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”,但慑于蒋的淫威,不愿承担风险、责任,而不能坚持己见,盲目服从蒋的命令,导致失败。
    二、我军顾全大局、密切协同;蒋军各怀鬼胎,互相掣肘
    在战役中,我中原、华东两大野战军都能顾全大局,统一指挥、协同作战。战役第二阶段,中野在重型武器缺乏,而又急需炮火支援的情况下,陈毅司令员当即从华野调来了十几门大炮进行火力支援,为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。
    在战役中,黄百韬兵团被围以后,蒋即电令徐州“剿总”以主力增援黄百韬兵团,但刘峙等人不仅没有执行该命令,而且作出以主力巩固徐州,仅以一部兵力策应黄百韬兵团的决策,而增援部队又因相互矛盾及保全自己,不愿轻易增援。在蒋介石再三严令督促下,增援部队也是行动迟缓,不尽全力,稍遇阻击,便急忙后缩。
    由此可见,淮海战役国民党之所以失败,除了其政治上的腐败及人力、物力补给上的枯竭等诸多因素之外,上层指挥机构的决策指挥失误也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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